余胜良:为商品消费加上污染费用

  我们吃了太多鸡鸭鱼肉,也就吃了太多抗生素,浪费了太多粮食,就用了太多化肥和农药。

  这些抗生素和农药最终会危害我们。我们为消费付出了成本,但是没有付出治理污染所需的成本。

  消费没有和污染建立对应关系。消费产生的那一份污染是没有代价的,所以污染才会这么严重。假设我们在消费的时候,能看到污染的成本,是否会考虑到减少一部分消费?假设生产者因此而开发出更好产品,降低污染,是否可以减少污染?

  比如灯泡和电池都很便宜,但这些有害垃圾在处理时非常麻烦;核燃料发了低成本的电,核电厂效益很好,但是核废料很难处理。应该在购买环节,就把处理和污染成本考虑进去。

  中国已经是对垃圾利用得非常好的国家,不好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很多东西太便宜了,消费起来没有心理障碍。以前之所以俭省,是因为收入低效率低,现在商品坏了之后不是修,而是直接更换关键零部件或者扔掉,因为生产成本和我们的收入相比大幅降低,零部件也很便宜。

  我们应该为污染设计一个价码,让使用量和责任建立简单的比例关系。国家划定会产生污染的商品,加收污染税。饭菜便宜就会浪费饭菜,包装纸便宜就会浪费包装纸。比如对PVC、包装纸行业征收污染税,如果塑料袋售价和布袋差不多,那么进入超市的购买者将会拿着可重复使用的布袋。LED灯泡也应该卖得更贵,才能降低更换频率。

  如果没有监管,而让市场自由竞争,那么结果一定是高污染企业战胜严苛遵守环保标准的企业,高污染的产品战胜不污染的产品。

  政府在生产环节控制污染,比如电厂采购环保设备脱硫脱硝,成效很显著,上世纪的酸雨现在基本看不到了。政府还逼着企业采购水处理设备,强制化工等行业严格排放标准。很多企业试图逃避责任,不环保的成本更低,能增加竞争力并赚更多钱。

  污染者知道会污染,比旁观者明白多了,他们有时装疯卖傻有时装聋作哑,是因为污染可以帮他们赚钱,他们是施害者,却不用跟着受害,他们有的是办法逃离被他们自己污染的环境。其他污染者也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实际上,彼此污染他人,又被他人污染,最终大家都是受害者。不能指望市场竞争主体道德感爆发,也不能指望他们在不公平的环境下开展竞争。

  假如施害者和受害者是同一个人,那一定会减少污染数量,试想让一个人吃他喷洒了农药的木耳,把一个人和他产生的垃圾关在一起,他就一定会想办法减少污染。

  政府在控制生产环节的污染,让个人为污染产品消费付出代价,就是建立污染和个人、企业的直接对应关系。假设我们掏钱支付了污染费用,一定会更加积极减少污染。

  碳排放指标是个很有意思的创举:为污染买单,掏钱买污染指标。特斯拉现在就靠碳排放赚了不少钱,A股也有不少公司贩卖相关指标赚了钱。整体上看,是发达国家在为发展中国家降低污染买单,听起来就很理想主义。政府只需要更严格执行标准,污染河流看得见,要治;污染海洋看不见,也要治。

  生产之后产品还有污染,这个污染在下游产生,但是也可以在生产或流通环节统一控制,让商品和污染建立对应关系。

  扩大税负为人诟病,而实际上,燃油附加费很公平,走得多就得多掏钱,但是,被收上去的燃油附加费后续如何支出、用在何处,却没人可以说清楚。污染税也可能出现这些问题,钱很可能会被浪费掉,需要制度设计上更为巧妙。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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