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吃了太多鸡鸭鱼肉，也就吃了太多抗生素，浪费了太多粮食，就用了太多化肥和农药。
这些抗生素和农药最终会危害我们。我们为消费付出了成本，但是没有付出治理污染所需的成本。
消费没有和污染建立对应关系。消费产生的那一份污染是没有代价的，所以污染才会这么严重。假设我们在消费的时候，能看到污染的成本，是否会考虑到减少一部分消费？假设生产者因此而开发出更好产品，降低污染，是否可以减少污染？
比如灯泡和电池都很便宜，但这些有害垃圾在处理时非常麻烦；核燃料发了低成本的电，核电厂效益很好，但是核废料很难处理。应该在购买环节，就把处理和污染成本考虑进去。
中国已经是对垃圾利用得非常好的国家，不好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很多东西太便宜了，消费起来没有心理障碍。以前之所以俭省，是因为收入低效率低，现在商品坏了之后不是修，而是直接更换关键零部件或者扔掉，因为生产成本和我们的收入相比大幅降低，零部件也很便宜。
我们应该为污染设计一个价码，让使用量和责任建立简单的比例关系。国家划定会产生污染的商品，加收污染税。饭菜便宜就会浪费饭菜，包装纸便宜就会浪费包装纸。比如对PVC、包装纸行业征收污染税，如果塑料袋售价和布袋差不多，那么进入超市的购买者将会拿着可重复使用的布袋。LED灯泡也应该卖得更贵，才能降低更换频率。
如果没有监管，而让市场自由竞争，那么结果一定是高污染企业战胜严苛遵守环保标准的企业，高污染的产品战胜不污染的产品。
政府在生产环节控制污染，比如电厂采购环保设备脱硫脱硝，成效很显著，上世纪的酸雨现在基本看不到了。政府还逼着企业采购水处理设备，强制化工等行业严格排放标准。很多企业试图逃避责任，不环保的成本更低，能增加竞争力并赚更多钱。
污染者知道会污染，比旁观者明白多了，他们有时装疯卖傻有时装聋作哑，是因为污染可以帮他们赚钱，他们是施害者，却不用跟着受害，他们有的是办法逃离被他们自己污染的环境。其他污染者也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实际上，彼此污染他人，又被他人污染，最终大家都是受害者。不能指望市场竞争主体道德感爆发，也不能指望他们在不公平的环境下开展竞争。
假如施害者和受害者是同一个人，那一定会减少污染数量，试想让一个人吃他喷洒了农药的木耳，把一个人和他产生的垃圾关在一起，他就一定会想办法减少污染。
政府在控制生产环节的污染，让个人为污染产品消费付出代价，就是建立污染和个人、企业的直接对应关系。假设我们掏钱支付了污染费用，一定会更加积极减少污染。
碳排放指标是个很有意思的创举：为污染买单，掏钱买污染指标。特斯拉现在就靠碳排放赚了不少钱，A股也有不少公司贩卖相关指标赚了钱。整体上看，是发达国家在为发展中国家降低污染买单，听起来就很理想主义。政府只需要更严格执行标准，污染河流看得见，要治；污染海洋看不见，也要治。
生产之后产品还有污染，这个污染在下游产生，但是也可以在生产或流通环节统一控制，让商品和污染建立对应关系。
扩大税负为人诟病，而实际上，燃油附加费很公平，走得多就得多掏钱，但是，被收上去的燃油附加费后续如何支出、用在何处，却没人可以说清楚。污染税也可能出现这些问题，钱很可能会被浪费掉，需要制度设计上更为巧妙。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本文来源：证券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