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调查需要更多新案例

　　反垄断案例目前依然太少，“二选一”是比较容易发现和判别的反垄断情形，伴随着反垄断在互联网平台领域纵深化，需要更多反垄断案例，来规范我国企业竞争的边界。

　　目前，互联网平台因反垄断被处罚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要求下游商户“二选一”，为新近发生，另一种则是去年开始，部分互联网公司收购集中未履行申报程序，罚款50万元。后一种情况历史上其实发生过很多次，但是政府都没有管，主要是因为这些公司是VIE结构，在监管上属于灰色地带，如果纳入管理，就承认这些结构为正常合法。此前政府并不将其列入管辖之列，企业也就没有习惯去申报。

　　经营者集中的审核基本上都会放行，但也有部分收购没有通过。一些海外公司并购牵涉到中国业务的，也要向中国反垄断部门申请通过，此前是商务部管辖。并购集中有可能产生超大规模的垄断公司，政府有权利进行审核，这是世界通例。50万元处罚虽少，已是顶格，这是因为这些并购虽然没有履行程序，但经过反垄断部门审核，并购结果不会影响市场竞争。

　　和并购集中一样，二选一是一种非常明显，非常容易判别的行为，有竞争对手举报，因牵涉面广，公开，容易搜集证据。反垄断非常复杂，监管机构在入手时，肯定会选容易的去执行。一旦执行开始，有了案例，包括执行机构和企业界，以及公众，都有了可参考标准，对类似企业执法就相对容易，这相当于海洋法系的案例法。

　　我国历史上处罚的反垄断行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企业规定和限定经销商转售价格，属于纵向垄断，一种是不同企业联合约定销售价格和销量，属于横向垄断。从茅台、五粮液到美赞臣、一汽-大众、“奔驰案”与“上汽通用案”处罚，都属于纵向垄断。PVC和水泥企业联合起来限产和抬价，属于横向垄断。

　　过往案例多发生在传统行业，最近发生的杨子江药业、天药股份反垄断案，都属此类。2019年查办反垄断案件中建材领域18件、公用事业领域17件、原料药行业6件、通信行业4件。互联网领域在反垄断调查和处罚中长期缺席，这是因为难度很大，缺乏先例，没有可执行标准，今年2月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解释了若干情形，规范了认知。

　　除了二选一，互联网平台类公司目前有可能违反反垄断法律的情形有三，一种是并购集中，一种是大数据带来的价格差异，一种是系统封闭，都是敏感问题。这三种情况有些违法有些不违法，很考验执法者的认知智慧。其中并购造成经营集中，是老问题，后两种则带有互联网新特征，是新问题。

　　近些年互联网公司间并购频繁，有些并购发挥协同效应，更好为消费者服务，有些并购导致一些公司消亡，扼杀了技术创新，监管要防范的是，经营者集中不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互联网企业并购，越是优质公司约是获青睐，愿意高价得之，目前看来，多数并购还是为了战略需求，限制竞争的情形比较少。

　　大数据杀熟经常有媒体报道，一些平台利用信息搜集优势，评估消费者消费能力和粘性，给出高于其他消费者的价格，从而增加盈利。这是反垄断情形中的价格歧视。这些公司敢于这么多，也是因为自身规模够大，消费者已较少选择。

　　系统封闭是指在本平台内不允许竞争对手推广使用，这种情况相当常见，比如知乎内容不让百度搜索，在微信内无法打开支付宝，无法打开淘宝，头条系更是因此而多次控诉腾讯，要让腾讯打开自己。封禁行为适用反垄断法第十七条，“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但是这里面还要核实，封闭者是否有市场支配地位，是否限制竞争。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思量的话题，企业作为一个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要保护自家创新成果，封闭就好像守护盔甲，开放到什么程度，是否是自家能说了算？互联网企业都在打造自家生态圈，想办法扩大生态圈范围，在生态圈内相对封闭，这种生态圈模式是否是垄断？执法部门的倾向性影响重大。

　　反垄断法律从传统经济中走出来，在规范互联网经济体时，会面临许多挑战，对互联网经济体的反垄断监管，经济学界也有不同认知，有一些认为根本不存在垄断，不过欧美政府还是在孜孜不倦的找行业巨头的麻烦，政府到民众都对大企业警惕，反感限制竞争的行为。因为对“二选一”处罚，企业和民众已接受这是垄断情形，其他敏感问题还在悬而未决，需要执法部门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