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区域发展严重失衡
1月14日上午，广东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广东省省长马兴瑞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预计2019年全省GDP同比增长6.3%左右，规模将达10.5万亿元以上。这不仅意味着广东连续31年坐稳全国经济第一大省的宝座，也意味着广东率先跻身10万亿GDP俱乐部，成为全国目前唯一的10万亿GDP大省。
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就现阶段的广东而言，还存在着不少的困难和挑战。其中，地区之间发展的严重失衡，一直是困扰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顽疾。
首先，来看地区生产总值（GDP）。2018年广东全省地区GDP达9.73万亿元、同比增长6.8%。珠三角城市GDP继续保持领先，其中，深圳和广州GDP均超过2万亿，分别为24221.98亿和22859.35亿，佛山、东莞位列第三和第四，分别为9935.88亿、8278.59亿。四市GDP总额高达65198.8亿，占2018年广东全省GDP的67%。也就是说，包括惠州、中山等珠三角其他城市及粤东、粤西和粤北在内的广东省其他17个地市的市均GDP为1888.53亿元，仅为广州、深圳两市经济体量（22000亿+）的8%。
其次来看增速。就2018年而言，广东的经济发展，完全可用一句话来予以形容，那就是：广深佛莞四城突飞猛进，其他地市处境艰难。在这一年里，除佛山外，深圳、广州和东莞表现抢眼，深圳和广州的名义增速分别为7.70%、6.31%，东莞更是录得9.19%的高速增长。而反观其他地市，肇庆的名义增速为4.35%、清远4.28%、梅州3.23%，阳江更是低至2.96%。
再次，来看GDP跻身5000亿俱乐部的城市数量。综合各省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跻身5000亿俱乐部的城市，江苏已有9个。这些城市，不独分布于苏南地区，还包括扬州、盐城、徐州等苏中、苏北地区。这与广东省形成鲜明对照。数据显示，广东省GDP突破5000亿的城市仍只有深圳、广州、佛山和东莞四市。排名第五的惠州，其2018年的GDP仅为4103.05亿，距离5000亿大关尚有较大的距离。由此可见，相比于两极分化的广东，江苏的发展显然更为均衡。
最后，来看看人均GDP量。数据显示，在广东21个地市中，2018年仅有7个地市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剩余14个地市的人均GDP，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最低的梅州（25367元人民币）仅为全国水平的40%左右。反观同期的江浙鲁闽，浙江仅1个地市，江苏仅2个地市，山东也不过6个地市的人均GDP低于全国水平。而广东的邻省福建，更是实现所有地市人均GDP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广东区域失衡原因何在
那么，广东区域发展为何会如此失衡？从形成和演进机理来看，虽然存在一定的历史偶然性和路径依赖，但地理位置、区位优劣势、要素禀赋、文化观念等因素，都起到一定的作用。譬如珠三角地区由于濒海，早在明清时期珠三角地区的人民，就开始下南洋谋生。而许多具有爱国、爱乡热情的华人华侨出于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捐资办学、建医院、修道路和投资兴办工厂，无疑大大拉动了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在这种人员往来中，也给珠三角地区带来了市场经济的观念和运作方式。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港澳地区的发展，进入1980年代，港澳地区的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开始高企，产业出现转移的诉求，而恰好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战略。而由于珠三角地区毗邻港澳，且人文习俗、血缘相近，珠三角地区也就成为港澳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反观粤东西北，地理位置偏远，尤其是粤北山区，加之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历史上跑到海外谋生者较少。也就决定了上述地区缺乏区位和人文优势。正是这种种因素的合力，在无形中拉大了珠三角地区与粤东西北地区之间的差距。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最大因素，还在于制度和政策层面。20世纪80年代，珠三角地区在全国率先通过“三来一补”，探索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时，粤东西北地区还如内地其他地区一样，死死地锁定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框里。到20世纪90年代时，珠三角地区已然在市场经济的经营理念和市场规则中驾轻就熟，而粤东西北还处于市场经济的萌芽状态。更为要紧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梯度发展理论”却逐渐成为指导广东发展的主旋律。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珠三角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在政策上得到了极大优惠。政策上的倾斜，客观上导致珠三角地区的外商投资明显多于其他地区，从而加快了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而言，粤东西北则无疑处于政策的劣势。正是这种二元制度、二元政策，造就了广东今天的二元结构。反观江浙，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并没有给予浙江、江苏下属几城太多优惠政策，各地基本都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且都是野蛮生长状态，这反而避免了制度性、政策性二元结构的出现。
广东须补齐区域失衡短板
首先，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要求。一个国家或是地区，之所以要谋求社会经济之发展，其根本目的，在于让绝大多数人能够过上更为美好、幸福的生活。我们将这种生活状态，描绘为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指出：“努力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其次，这是广东社会经济自身发展的需要。正如《增长的极限》一书的作者德内拉·梅多斯、乔根·兰德斯、丹尼斯·梅多斯所认为的，经济增长是有极限的。目前广深佛莞已初具规模，但受制于各种因素，未来其经济增长速度会相应放缓。这也就决定了，广东必须加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由目前珠三角尤其是广深佛莞四市的单腿走路，变成珠三角地区和非珠三角地区双腿走，即在珠三角地区尤其是广深佛莞继续作为广东经济引擎的同时，将非珠三角地区培育成全省经济的新增长极。
那么，如何补呢？既然广东区域发展失衡的关键在于二元的制度和政策，那么，想要补齐这块短板，就得抓住问题的这个牛鼻子。
（作者系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本文来源：证券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