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债公司的万亿生意与隐秘江湖

催收再繁荣,也催不出一个繁荣的中国。

2016年4月14日,杜志浩一伙十余人,像往常一样来到山东聊城源大工贸公司讨债。

晚上10点左右,杜志浩一伙还肆意侮辱欠债人苏银霞,并暴力胁迫苏银霞的儿子于欢。忍无可忍的于欢抄起水果刀,刺伤了4个人。

杜志浩是伤者之一,他因失血过多而死。

这起震惊国内的“山东辱母案”,让很多人第一次见识到催收业的暗黑江湖。

2003年,对中国金融业极不寻常。

这一年,银监会成立,中工建交发起股改,同时又是“中国信用卡元年”。10年后,中国信用卡从2500万张增长到4.36亿张。

暴增的信用卡,催生出第一批老赖,让中国催收业迎来奔腾年代。

很多银行、法院收不回的呆坏债,催收公司通过数据修复、电话催、上门催三招,就能点石成金。

以“数据修复”为例,银行联系不到欠债人,通常就无计可施。但这难不倒讨债公司,只要有欠债人的姓名、身份证号,黑客手段一齐上,就能把手机、住址、工作查个底掉。

普通人对此颇感神秘,催收公司却司空见惯。购物、外卖、打车等网站和APP后台,黑客内鬼经常出没,一旦获得信息,便拿到催收群贩卖。

信息一明确,很快开始“电催”。从温情提示到言语施压,从用“呼死你”瘫痪你的手机,到用“通讯录轰炸机”让你在亲朋好友、领导同事面前颜面扫地……

如果有“坚贞不屈”的欠债人,催收便进入“上门催”阶段,招数无非是哄、骗、吓、打,细节可参考电影《古惑仔》系列。

“山东辱母案”,就是这一催收阶段的典型案例。

但社会的复杂性在于,当老赖也是黑社会时,“黑吃黑”将毫无效果。于是,令老赖闻风丧胆的“艾滋病催收队”,成了讨债公司的终极杀器。

步步推进的软硬催收,引发了不绝于耳的命案。

仅最近一年,网上报道的催收负面新闻多达1万多条、死亡20余人;实际发生的违规催收高达1000余万次,受害人多达92万。

暴力的直接动因,是暴利。

对银行、网贷平台来说,甩给讨债公司的都是超级“烂账”,折扣幅度很大。像欠债人电话、住址明确的债务包,折扣在30%;欠债人消失跑路的,折扣会飙升到70%-90%。

比如100万的欠款,讨债公司10万买下,只要找出老赖,追回20万,便实现了100%的利润。

按照马克思的名言,这样的暴利足以“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2003年开始,信用卡业跑马圈地,催收业迎来“黄金十年”。彼时银行躺赚,催收要求很低,有的债务包甚至无偿委托,催收业全行业平均毛利高达50%。

民间讨债公司开始野蛮生长。

早年间,这类公司潜藏在城市角落,以信用卡服务、信贷资质查询等名义注册。它们规模不一,三五人或数百人都能开张,有电脑电话、录音录像设备就行。

从业人员更是龙蛇混杂,既有大学生、法律人士和辞职创业的催收员,也不乏社会闲散人员和涉黑组织,干的大都是这类“灰色勾当”。

2013年,中国催收业迎来新拐点。银行对债务外包开始规范,推行诸如债务保证金、资产包竞标等新制度,一度提高了催收业准入门槛。

有人以为催收业“黄金十年”将过,没想到,网贷平台等金融创新骤起。

它们先为人们提供无门槛的借贷通道,造成庞大的不良资产;接着引发网贷监管“双降”、P2P崩盘潮以及金融系统去杠杆。前所未有的催收需求,由此产生。

保守估计,截至2016年底,中国金融系统中不良贷款约为3万亿;麦肯锡的趋势评估更悲观,中国不良资产率可能高达15%,2020年不良资产规模有望达10万亿。

烂账越多,对催收行业越是利好。这枚艰涩的金融苦果,成就了催收公司和产业资本眼中的万亿级“蓝海”。

实际上,讨债公司已经不够用,人才和资本都在悄然涌入。

有数据显示,中国正规注册的催收公司约3500家,从业人员30多万,但真正能做到规范催收的,不足十分之一。而P2P的崩盘潮,让无数非法催债公司暗地丛生。

这些以不良资产为食的“金融秃鹫”,成为整个金融生态圈的最终一环,约占中国GDP总量3%的超级财富,只能靠这30万人,实现它的终极轮回。

2015年,风险投资的目光,盯上了这个没有巨头的赛道。

常人眼中,催收充满了暴力与罪恶;但在资本看来,偏见是最好的护城河。人人避之不及,才是攫取暴利的最佳时机。

2015年10月,号称“中国催债第一股”的“一诺银华”在新三板挂牌,引发哗然。有人惊诧于“逼死人”的行业也能上市,又对这家中国最大的“讨债公司”充满好奇。

这家拥有500多名催收员的公司,一天会打出10万多个催收电话。催收员以中年大妈、音色甜美的女性为主,因为经验显示,耐心、懂得讲道理的女性,催收成功率更高。

在这里,电催的时间、频率和语气被严格规范。电话通常在下午打,以便给人留有空间;说话要“轻言细语”,骂人被绝对禁止。一个催收员如果态度好、回款高,月入3万不成问题。

如此情况下,催款话术就很有讲究。90后怕父母,80后怕领导,70后上有老下有小,最怕家里人担心。针对不同弱点,催收员各显神通。

但老赖很快会掌握反击套路,知道催收员不敢骂人,便会肆无忌惮问候祖宗。由于内心负能量爆棚,加上打电话太多落下耳鸣、咽炎、腰酸等毛病,电催员一般干不长。

正规催收公司也得“上门催”,主要是查看还款能力、商量还款计划。这其中又有一整套规范,要求全程录音、录像,不允许肢体冲突,遇到危险更要火速报警。

如果欠债人面对的是三角债,正规催收员还会启动“债务医生”模式:先与债权方商量,减免部分债务;再从其他渠道借出新贷,解除老债;最后渐次还完新贷,破解债务死局。

这成为一种合乎人性的催债方式。

某位全国金牌催收员,就是该领域的一流高手。他的催收理念是:与欠款人交朋友。像朋友一样,帮他找工作、改习惯、定计划,最终帮他走出债务危机。

十多年的催收经历,使得这位金牌催收员在面对绝望客户时,依然能保持从容。无数人在他的帮助下,走出债务泥潭,甚至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这样的人,不但催到了款、赚到了钱,还挽救了众多家庭。

现实中,“债务医生”劳心劳神,很难赚快钱。但人工智能、“互联网+”、APP等高科技手段的介入,使得催收变得更简单了。

比如,某催收公司就掌握了声纹识别技术,将其嵌入催收监控系统。一旦催收员情绪激动想骂人,系统就会抢先挂机,避免祸从口出。

而AI催收语音机器人更神奇,不培训、不疲倦、不骂人,一天能拨打1000多个催收电话,并能根据对话套用催讨话术,据说能替代大部分电催员。

但最奇葩的,还是人人可当“催客”的APP。

催收本来是地域性很强的生意,但移动互联网改变了一切。

比如你在深圳从现金贷中套现了几千块,然后返乡隐姓埋名。以往,现金贷只能自认倒霉。但现在,你很可能遭遇街坊大妈堵门,因为她是一名互联网“催客”。

这种“滴滴抢单”催收模式,让催收员无处不在。一旦发布“催债令”,会引发大量本地催客抢单,并根据难易不同,给予催客欠款金额30%左右的奖励。这大大节约了催债公司的成本,让欠款人陷入催收的汪洋大海。

一时间,60多种催债APP疯狂上线,却重蹈了新的覆辙。

催客中,不乏熟人式、大妈型和善催收,但更多催客在QQ群中交流非法催收技巧,贩卖“呼死你”软件,甚至寻求艾滋病人合作。

昔日暗黑的催收伎俩,被扩散到更多阴暗角落。

更无奈的是,有些人当“老赖”是被逼的。

江浙一带,有些小企业主曾轻信某些现金贷,导致破产悲剧。比如贷款80万,约定年化利率30%,但3年内,却被层出不穷的罚金滚成240万。

这其中,高额利息并不可怕,逾期“罚金”才是致命伤。

有人误以为尽早还款便没事,实则不然。提前还款,要罚;逾期还款,更要罚;还款日主动还款,你的手机偏偏就收不到验证码、找不到客服;等你真正逾期后,还款功能才会神奇地自动恢复。

“自动恢复”的,还有暴增的罚金和莫名的延期。由于逾期费远超高额利息,有的现金贷竟然挖空心思让客户“逾期”,根本不顾风险。

最高院规定,年利率36%以上部分不受法律保护。但在网贷平台,管理费、服务费、逾期罚金统统回避“利率”二字。乱象之下,某些平台年化利率高达700%。

这使得催收能力,成了网贷的“核心竞争力”。

天津一位小伙,在某平台借款4.7万,只因还款晚了一小时,就被催收员找上门。在胁迫到洗浴中心后,被迫“同意”卖房还债。即便如此,平台依然声称未收到还款,表示要继续催款。

此类操作让很多欠款人认定这就是违法高利贷,坚决当老赖。他们甚至组成“反催客”QQ群,分享“反催收”经验。

比如在电催阶段,要坚决“哭穷”,同时全程录音,利用电催员的污言秽语投诉;上门催时,要提前装好摄像头,用语言激怒催收员,一旦爆发肢体冲突,就发网上指责他们“暴力催收”。

有位老赖曾殷切鼓励群里的新人:勇敢面对,顶住压力,忍过半年催收期,钱就是你的。

然而,借贷本不应如此,催收也不该是这样。

1977年,美国制定的《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规定:禁止辱骂、骚扰、欺诈、威胁、暴力等各种不公平催收方式,甚至禁止在晚9点至早8点间给欠款人打电话,以最大限度保障公民权益。

规范催收,在美国是一门正当生意。像PRA Group,是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拥有20多年历史、4000多名员工,堪称国际催收业龙头;Ture Accord,则是互联网催收新贵,通过行为分析、机器学习进行算法催收,仅以15名员工就服务于全美20多家大银行,年处理不良资产数百亿美元。

不管传统还是新锐,这些催收公司皆以“重建客户关系”为使命。催收员会给欠款人发优惠券,哄着大家当诚信公民;即便老赖失联也从不追杀,而是坐等老赖自动上门。

能“无为而赚”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是个无孔不入的“信用社会”。

在美国,失信欠款导致征信污点,会全方位影响就业、升职、保险、贷款,连加油、购物都会遭拒,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只要不是走投无路,美国人会赶紧还款。

但在中国,对老赖的惩戒仅限于禁坐飞机高铁、禁住高级酒店,影响不大。

更何况,大部分网贷平台根本进不了征信系统,深谙其理的老赖敢于大胆拖欠。

而催收公司本身,长期以来也是个“非法存在”。

1995年、2000年,公安部、国家工商管理局等部门曾两度明令:禁止开办讨债公司,对已开办的加以取缔。2015年3月,国家工商总局才将“信贷催收”“应收账款管理外包”纳入企业注册经营范围,成为一种默许。

这一年,一诺银华在新三板挂牌上市。

但时至今日,没有任何法律明确催收公司合法,只能以“法不禁止即合法”聊以自慰。

行业处境尴尬,悲剧屡禁不止,“山东辱母案”更令举国愤怒,终于引发了对催收业的强力监管。

2017年5月,深圳出台“网贷平台催收行为规范”,给催收划定“十禁止”。虽然被吐槽为“把美国公平法案译成中文”,但好歹是首份规范催收的文件。

6月,短信平台迎来强监管,不但“催收”“上门”“法院”等列入禁用词,互金平台还被禁止接入网络电话。这一举击中了非法催收的软肋,导致电催成本飙升。

12月1日,“整顿现金贷通知”突然出台,让众多现金贷公司彻夜难眠。《通知》规定:没牌照、裸放贷的平台立刻停止运营,高额手续费、管理费、罚息金将被全面禁止。这迫使大量现金贷公司连夜展开暴力催收,以尽快回笼资金,争取最后的生机。

催收公司的成本和门槛,由此大幅提升。整个行业,更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如今,法律专家呼吁应赶紧制定一部“催收法”,以明确催收公司、催收行为的合法性边界,让催收从地下走向阳光、由暴力变得文明。

信用专家们则呼吁完善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不但老赖不应该逍遥法外,还要让“高铁瘫坐男”“昆山纹身哥”坐不了车、加不了油,个个奉公守法。

在此基础上,个人破产制度更是急需建立。既要清算债务,更要尊重生命,不然欠债人动不动就烧炭火、上天台,只会周而复始地重复悲剧。

而最根本的,或要破解民营企业和个人融资难问题。要让讲诚信、做实业的好人,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贷到款、干成事。即便是“金融创新”,也应将风险前置,而不是等到债务形成、木已成舟,再以催收来亡羊补牢。

金融危机,本质上大都是一种债务危机。

如今,深涉其中的资本,依然憧憬着催收业的暴利,并期盼能在数年内跑出行业巨头。但不管如何,此类“创新”须谨慎,毕竟催收再繁荣,也催不出一个繁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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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本文来源:华商韬略 熊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