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将更多追求质量和效益，特别是追求创新驱动、市场驱动的增长。
尽管距离“十三五”规划（2016 2020年）结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按照程序，2019年是“十四五”（2021 2025年）规划编制启动年。截至目前，上至国家部委，下至各省市已经全面启动“十四五”规划论证及课题征集等工作。
“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将充分发挥引导作用。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将更多追求质量和效益，特别是追求创新驱动、市场驱动的增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向东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
多地已将“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排出时间表。以重庆为例，编制工作将历时两年，分为基本思路、市委建议、规划纲要三个阶段进行。其中，基本思路阶段（2019年6月至2020年3月），将组织开展重大问题前期研究。
江西省则要求所有规划应于2021年6月前全部出台。根据江西省今年5月印发的《江西省“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十四五”规划体系包括，规划纲要、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和市县规划。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富华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十四五”期间应该重点抓好两件事：一是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二是以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群的发展，“这两项工作能够为下一阶段打好坚实基础，实现城市化的良性循环”。
统计指标体系待更新
中国从1953年开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十一五”起，“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从目前的情况看，“十三五”大部分指标完成难度不大。
譬如，“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年均6.5%以上。2016 2018年，三年平均增速为6.7%。这意味着，2019年和2020年经济增速只要不低于6.1%，就能完成“十三五”预期目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为6.3%。不少市场研究机构认为，今年全年经济增速在6.3%左右。
对于“十四五”增长预期目标的设定，学界普遍认为，“十四五”还是要追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刘向东认为， “十四五”期间，在当前内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随着总量基数扩大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中国经济可能会保持在5.5% 6%的增速。
袁富华则认为，“十四五”期间经济增速应尽量“保六”，为经济转型留下增长空间。他还建议，“十四五”期间要走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道路，这样才能避免没有效率的增长，把“6”撑起来。
随着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入推进，如何衡量发展成果，成为当下规划编制工作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泰证券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政策专题组负责人杨畅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十四五”规划既是对未来五年工作的总体安排，也是对各项工作方向的指引，需要相应的评价体系予以配合。
杨畅以上海市举例，上海能够产生大量的服务消费，但服务消费并未被传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所涵盖。另外，上海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也无法被传统的工业增加值指标所涵盖。
“现有统计指标体系难以评价上海发展实际的问题，这在全国层面存在共性。”杨畅建议，需要进一步优化“十四五”规划中的统计指标体系，将隐性部分进一步显性化。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规划明确的发展主线。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前司长徐林撰文指出，这一任务不可能在五年内完成历史使命，需要在“十四五”期间继续深入推进。
“相比‘十三五’时期，‘十四五’时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应转变为全方位创新，核心是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徐林认为。
袁富华对记者表示，“十四五”时期，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后期的阶段—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制造业还没有达到高质量发展。下一步，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中，仍然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业社会是以生产供给为中心，而知识社会以服务业和消费为主导，立足于消费看生产，从而形成倒逼机制，即以需求端的升级来倒逼供给侧的升级。”
袁富华还认为，以服务业和消费主导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典型特点，这在“十四五”期间的大城市应该能够体现出来。良性的城市化，表现为服务业、消费结构升级，以及公共福利支出增加。三者主要是围绕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指向的是知识社会。
今年5月，原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郭占恒曾撰文指出，“十四五”期间，城市化进程放缓和出现逆城市化将是大概率。今后城市化要解决的问题包括，放宽城市准入门槛；加快城市有机更新；规划引导好跨省域的城市群、都市圈、城市带的合理布局和有序发展等。
此外，刘向东分析，“十四五”时期，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仍有较大的空间，如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完善资本市场机制，进一步扩大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领域开放，强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等诸多方面。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