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深圳2019年前三季度的相关经济数据备受关注。
11月4日，深圳市统计局公布了深圳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数据，前三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8689.13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6.6%，与深圳上半年GDP增长7.4%相比下降了0.8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显示，深圳前三季度的三大产业结构由上年同期的0.1：40.2：59.7调整为今年前三季度的0.1：39.3：60.6，第二产业显示增速放缓。
记者在深圳市政府在线官网上查看数据发现，2019年1-7月，深圳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二产业投资增速放缓，甚至继2016年下半年之后再次出现负增长，而作为第二产业最主要的构成，深圳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也在今年出现放缓。
事实上，近几年深圳制造业搬离深圳的消息不绝于耳，搬迁主体甚至从低端的落后产能逐渐蔓延至先进制造业，尤其是一些大中型企业。众多企业搬迁外撤的现象引发了许多人对深圳产业“空心化”、产业链“断链”的隐忧。
深圳工业当下状况如何？在破解产业“空心化”隐忧上有何作为？如何作为？这无疑考验政府与市场博弈的智慧，更考验政府对深圳经济规划的远见和决心。
高租金挤压 企业无奈“出走”
11月4日，全球第一大会展中心——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用，并迎来了它的首次展出。见证了这一恢宏建筑物的从无到有，曾权（化名）感慨万千。“这些年，周边物业的价格和租金都发生巨变了。”2009年，从事模切辅料制造生意的曾权在深圳宝安福永和平村租下了两层厂房，面积为2500平，当时的租金是10元/平方米，租约4年，约定每两年涨租10%。至今，曾权已完成了两次续约，正犹豫明年是否继续续约。
让曾权徘徊惆怅的是，自己所租下的厂房，如今租金已经是27元／平方米了，“过去从10块涨到15块，再涨到23块，我都勉强能接受，但现在涨到27块了，真的很难接受。”租约到期后往哪搬？曾权表示迷茫，“这个地方没办法租下去了，这里挨着会展中心，以后肯定会发展成商业中心或者高端产业园区的。现在合同只能签2年左右，目前园区已经不准装修了，意味着工业区老板想收回这块地。”
同样难以承受水涨船高的厂租，徐成（化名）接受了房东的一笔补偿费后，将工厂搬离了深圳。2013年，徐成以16元／平方米的价格在深圳宝安西乡黄田村租下了一间2000平方米的厂房，租约6年。可仅仅过了一年多，房东以周边租金已经涨到30元／平方米为由，要求与徐成解约，并赔偿徐成两个月租金和一笔搬家费，请他搬走。
“以我们的利润，在西乡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厂房，而16元／平方米的心理预期价格，居然连福永、沙井等当时看来位置偏远的地方都找不到一处容身之所。”徐成说。无奈之下，他把厂搬到靠近深圳的东莞大岭山镇。但家住宝安西乡的徐成，因此增加了上班的通勤时间、减少了陪伴妻儿的时间。
“近两年周边的确很多大大小小的工厂搬走，很多都是电子类的，大的厂搬走了，小厂也会跟着搬走。”沙井本地居民潘小龙对记者表示，一方面是因为旧改圈地，另一方面也是租金上涨不少。
潘小龙告诉记者，厂房搬迁的结果是，本地外来人口数量大幅减少，“网传沙井人口流失40万有点夸张，但一二十万还是有的，我们的出租屋现在都不好租了。”
在银行从事对公业务的潘小龙今年也感受到，之前做的那些小企业还款都挺准时的，但今年以来经常出现逾期。“整个制造业都难，加上租金高，只能要么关门要么搬走了。”
企业搬迁潮使产业结构“失调”
事实上，深圳企业搬迁潮由来已久。受土地厂房租金、员工工资、原材料成本等要素成本上升，以及内地大力度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深圳有相当一批企业已经先行一步往深圳周边、内地以及印度、东南亚等地有计划地开展产业转移。2016年5月，一篇《别让华为跑了》引发社会舆论对深圳企业产业转移的广泛关注，原深圳市市长许勤在2016年的一次讲话中表示：“近期，有超过1.5万家企业迁出深圳。”
从迁出的企业主体来看，不难发现，众多企业跟上述曾权和徐成的企业一样，都是深圳电子信息产业的下游小企业。而根据深圳的统计数据，作为深圳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占深圳市GDP比重近1/4。因此，虽然企业规模较小，但倘若大批量外迁，影响不容小觑。
从迁出企业的数量来看，《深圳市2018年中小企业发展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显示，2018年深圳有9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现外迁情况，约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1.1%，累计在深工业总产值599.7亿元，占当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1.95%。同时报告还指出：近三年外迁的192家企业中，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共计27家，占全部外迁企业的37.5%。
对于深圳企业近年的迁出潮，深圳市政协曾在2017年开展了为期四个月重点调研，调研发现一个新的现象：前几年由于深圳市政府主导开展的转移淘汰低端落后产能，外迁的企业大多是低端落后的制造型企业；而如今深圳外迁的制造业大多数是先进制造业，尤其是一些大中型企业。
比如：2014年中兴通讯将生产基地迁往河源；2015年比亚迪在汕尾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2016年华为终端转移落户至东莞松山湖；大疆科技早在2013年就在东莞买地；富士康更是早早地将生产线移到了郑州和贵州；欧菲光、兆驰股份、兴飞科技、海派通讯等企业将生产线搬迁至江西南昌，在南昌建立了规模庞大的产业园区……与此同时，深圳周边城市正在“大手笔”吸纳深圳企业落户，总部在深圳，生产在周边已成为许多企业的常态。
这种外迁潮对深圳经济的影响早已有所体现。根据深圳公布的数据，深圳2019年1-7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累计同比增长6.1%，从2015年的1-7月增长7.8%开始，每年同期的增幅均有下降。
此外，深圳2019年1-7月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二产业投资额今年以来逐月下探，在第二产业投资额月度累计同比增长也逐月下降，甚至从4月份开始出现了负增长。深圳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还显示，深圳前三季度的三大产业结构由上年同期的0.1：40.2：59.7调整为今年前三季度的0.1：39.3：60.6。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最新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深圳金融业的税收占比超过制造业，占比22.37%，制造业才20.30%。
制造业一退再退，引发“空心化”隐忧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制造业的飞速发展为深圳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先进制造业更是深圳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根基所在。深圳市政协调研报告还曾提出一个警示：“深圳企业搬迁潮，迁走的不仅是一个大型企业，更是一个产业链的迁移，很多上下游配套的企业也随之迁走，这对深圳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极为不利。”
也有观点认为，目前二、三产业的比例已经接近临界点，制造业不能再退。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曾指出，盲目追求等）和重化工业城市经济光彩夺目，深圳出于对被边缘化的担忧，提出产业结构适度重工业化，但相关政策基本失败。
第三波担忧发生在2010年，在“四万亿计划”之后各地大干快上、铺摊子的浪潮中，深圳GDP总量有被天津、苏州超过的势头，紧迫感、危机感在一定范围内扩散。
第四波是2018-2019年的唱好之声。2017年深圳GDP总量超广州，全国排名进一位；2018年超香港，成为大湾区冠军。一时间媒体宣传不断，大有将深圳推上神坛之势，最狂者更以“宇宙中心”寄望之。
这些唱衰最终没有阻碍深圳的崛起和进位，我们不难从中得出几点结论：第一，深圳的壮大并非靠中央倾斜政策，尽管优惠政策在发展早期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二，境内外的各种经济波动和产业变迁，会经常性地冲击深圳，影响其相对地位，令其紧张，这种危机感是宝贵的，但当政府想以产业政策去应对的时候，反而很难成功。第三，深圳发展最宝贵的因素是公平市场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业、创新精神，是政府对市场边界的相对尊重。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面对当前的经济下滑既不能靠中央政策，也不能靠政府太有为。
高度外向型城市经济受外部环境影响数据短期变差，其实并不可怕，过去，深圳凭着高度市场化的机制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似乎不只是过去的简单重复，支撑深圳过去30多年发展的一些积极因素有所消退，消极因素则有所抬头，这是最应引起警觉的。
持续的房地产和金融投机活动抬高了整个城市的运行成本，威胁着产业结构的健康，这方面香港的教训是深刻的。20年来，香港GDP总量增长相当不错，人均GDP也有明显增长，但产业结构畸轻畸重引发了分配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它的制造业几乎全部流失，金融、房地产行业企业利润丰厚，从业人员收入也高，但毕竟只能让一小部分人受益，未从这些行业获益的人生计改善不大，如果考虑住房因素的话，大部分行业从业者的生活可能更艰难了。
目前深圳的产业结构还算理想，但虚的成分有膨胀的趋势，居安思危、防微杜渐非常必要，但从媒体上看，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骄傲的迹象，不再像往昔那样充满危机意识。例如，作为高度外向的经济城市对眼下情况本应该有所预知，但2018年来的舆论唱好之声营造了过度乐观的气氛，很多人真以为深圳有金刚罩，能百毒不侵。
投机活动最大的危害是抑制一座城市草根的、内生的创业精神。深圳确实有一批运行机制最市场化、创新能力最强的企业，但这些企业大多数是30年前、20年前或10年前创立的。今天的年轻人与30年前、20年前的价值观有何不同，理想与目标有何区别，做一项这样的调查也许有必要。
面对经济增速下滑，政府不必太过紧张，不必太有为，因为改变外部环境在一个城市能力范围以外，用力太大恐怕会适得其反，就像过去那样。政府的核心使命是维护这座城市的命根子——市场精神和创业创新精神，千万不要为了硬拼GDP而做得过多。深圳过去克服困难，都是靠市场精神和创业精神，如果能营造好的环境，让这种精神保持下去，在爬坡过坎后一定会更强大。
本文来源：证券时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