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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整个尖沙咀都是我的地盘。”
香港著名武打明星陈慧敏，曾经是香港著名黑帮14K的老大。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混迹于香港街头，每天出街都带着几十号人，自觉威风得很。
这一时期，是香港黑社会最盛行的时期，暴力丛生，大案频发。
香港在殖民时期，没有什么政治人才涌现，倒是相当程度依靠商界精英。而这一时段，在香港社会处于“生物链顶端”的超级富豪们，也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1983年4月，香港最大的中国、周大福企业总共9个位于内地城市的地产项目，出售给恒大许家印，总价值超过340亿元。
同时，几经波折，2016年8月4日，新世界集团实现新世界中国私有化，后者正式从港交所退市。
但也就在这一年，在港澳、东南亚的政商两界都相当有话语权的郑氏家族创始人郑裕彤去世。
香港四大家族创始人，仅剩下李嘉诚和“四叔”李兆基。
2016年，香港富豪榜排位仅次于李嘉诚的“四叔”李兆基，决定出售公司旗下30项香港物业，市值总共近680亿港元。
不仅仅是四大家族。
2017年，由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家族经营了72年的家族企业东方海外航运，以约63亿美元（492亿港币）的价格，卖给了中国第一大航运企业国企中远海运控股。
这也意味着一代船王的谢幕。
而这背后，或许是对香港经济前景的持续看空，以及香港富豪自身角色的“诡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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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富豪曾在香港治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港人治港”中的“港人”，更多是指华商领袖，奉行的是精英治港的模式。
富豪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香港利益，又有与北京连通的管道，因此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治理中担当重要角色。
但随着香港经济增速的逐年下滑，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2004年，香港的GDP增速高达8.7%。
民众估计想不到，这将是香港日后十几年都将仰视的最光辉时刻。
2008年，香港遭遇全球经济危机，经济增速大跌至2.13%，2009年更是-2.46%，紧接着，从2010年经历短暂复苏后，开始进入“3%以内缓慢增长时代”。
香港进入低速增长的迷雾中，同时也正陷于贫富差距的困局里。
基尼系数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数值越高表示收入分配不平等越严重。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1971年至2011年间，其基尼系数上涨了25%，从0.43升至0.537，随后的数年，更是逐年攀升。明显高于被视为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危险水平的0.45。
香港大学几年前曾做了一项调查，设置了从空气质量到预期寿命在内的21个标准，调查显示，香港的生活质量自2007年以来在不断下滑，其中，衡量房价可负担性的指标大幅下降。
2008至2014年间香港的房价上涨了135%，远超过了租金和薪资的增长速度。
香港民众普遍认为“有楼才有机会成功”。
各项指标的背后，是民怨的积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粹情绪持续发酵。
而作为民怨的出口，香港的富豪们首当其冲。
在面对逃离香港的质疑时，李嘉诚曾说过，“我仅仅就是一个商人而已。很多时候，我的选择，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不是因为我想进行这样的艰难选择。”
每天清晨5点59分，李嘉诚的闹钟会准时响起，他就会起床听新闻，打一个小时高尔夫，然后前往办公室处，团队会把当天全球精华信息做一个摘要，供李嘉诚阅读。晚饭后，李嘉诚观看半小时的英语节目，一边听一边大声跟读。
为防止自己“落伍”，李嘉诚还会与时俱进地用智能手机及iPad阅读新闻。
近日香港发生的骚乱，想必紧跟时事的李嘉诚早已获知。但在爆发之初，他选择了沉默。
此时的商人李嘉诚，早已不是当初的意见领袖。
不仅是李嘉诚，骚乱之初，香港富豪们集体噤声。直到更大的动乱爆出，富豪们才开始联合发声呼吁。
但效果，微乎其微。现在香港富豪在港人心中的地位，均已不复当初。
逃过了绑架、争产、内斗的富豪们，终究逃不过香港自身的衰退。
但话说回来，位于“生物链顶端”的富豪们尚且有资本选择用脚投票，已经困境重重的香港，能承受失去他们的结果吗？
答案似乎已经显现。
本文来源：金融界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