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要不要放开生育？

　　

　　

　　导读

　　长期以来，中国人均资源太少、人口太多的思维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逻辑，早期部分学者认为“中国适度人口规模为7亿左右”。

　　中国的适宜人口规模是多少？要不要放开生育？2019年初，我们发布《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2019》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最近几年，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生育意愿大幅降低、放开二胎效果大幅低于预期，关于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的中国第三轮人口大论战十分激烈，有的建议谨慎调整生育政策，有的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育，孰是孰非？事关国运，更关系到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幸福。

　　本文旨在分析中国三轮人口领域的大论战及其逻辑，以厘清事实，建言献策。

　　摘要

　　前两轮人口大论战：从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到出台独生子女政策。1）1950年代后期：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等争论人多利弊。建国后中国人口快速增至1953年的6亿，中央对生育态度从禁止节育转向提倡节育。1950年代后期中国发生第一次人口论战，核心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不要控制人口。论战一方是马寅初等“新人口论”派学者，另一方是《光明日报》等报刊。马寅初认为人口过多导致积累小、拖累工业发展，50年后中国人口将达26亿，主张通过普遍避孕、晚婚晚育、两胎政策等控制人口；《光明日报》等反驳，人不仅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是发展工业的本钱。2）1980年代初：宋健等“一胎化”PK梁中堂“二孩加间隔”。1970年代，中央开始执行“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开始定调一胎化方向。在此背景下，第二轮人口论战的核心是如何控制人口，一方是宋健等学者论证必须实行“一胎化”；另一方是梁中堂等，主张实行“二孩加间隔”，即生育一孩后间隔8-10年可生二孩。受罗马俱乐部等影响，宋健等用控制论方法预测人口规模，主张总和生育率为1才能使中国人口在2000年之前低于11亿，必须针对一代人实施“一胎化”，宋健、胡保生等人还不约而同测算出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在7亿左右。梁中堂反驳称“一胎化”会导致劳动力不足、老龄化问题，即便2000年就调整，也无法解决相关后果，主张实行“二孩加间隔”政策。中央最后确定了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

　　第三轮人口大论战：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全面放开”。1）2004-2013年：要不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2004年顾宝昌等学者“上书”建议逐步过渡到二孩政策，开启第三次人口论战。与此同时，蔡昉等2004年开始发现，2003年出现的“民工荒”标志着“刘易斯转折点”出现，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也即将消失。2007年宋健等认为199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建议保持生育政策稳定，后中央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率水平”。此后，叶廷芳、易富贤、顾宝昌等学者密集发声呼吁调整生育政策，田雪原也重申仅针对一代人实行“一胎化”的政策初衷；但程恩富、侯东民等学者仍然坚持严格“一胎化”政策。2010年11月、2011年6月，原国家计生委两次形成“单独二胎”方案并上报国务院，但均被搁置，或源于生育水平未达成共识，部分经济部委和人口大省担心人口反弹拖累经济。2012年部分学者联名请求取消对公民生育权的限制，郑真真等学者建议直接全面放开二孩；但翟振武测算，若2012年立即放开“全面二孩”，总和生育率峰值将阶段性升至4.5、出生人口峰值将升至4995万人，建议推迟“全面二孩”政策。2013年原国家卫计委委托翟振武、王广州两个课题组“背对背”做“单独二孩”研究。王广州预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50-110万；翟振武预测每年新增130-160万。2013年11月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2014-2015年：“全面二孩”，尽快实行还是谨慎推动？2014、2015年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加47、15万，低于学界普遍预期，2014年顾宝昌等学者第三次“上书”建议尽快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穆光宗主张自主生育，李建民建议鼓励生育；但翟振武建议谨慎、稳步地调整到“全面二孩”政策。2015年原国家卫计委再次委托翟振武、王广州两个课题组做“全面二孩”研究。王广州预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220-450万左右，每年出生人口在1800万左右；翟振武预测新增出生人口160-470万，每年出生人口在2000万左右。2016年 “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启动。3）2016年至今：要不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2016-2017年出生人口有所反弹，但2018年即较2017年下降200万，但王培安认为“完全符合预判”。2017年翟振武还称计划生育不是老龄化的根本原因。2018-2019年任泽平团队多次发文，认为人口危机渐行渐近，人口总量危机和结构性危机并存，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并实行鼓励生育政策；社科院认为中国人口或在2027年开始负增长。易富贤认为2018年已经开始负增长，统计局回应称中国人口仍在正增长，生育波动不必过分解读。2019年3月王培安称中国人口负增长是必然趋势，当前和未来中国劳动力都是充裕的。2019年4月，翟振武称中国没有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梁建章、黄文政反驳称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指责翟振武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政策改革。

　　人口是财富而不是负担，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不同政策主张的背后，本质上是对“适度人口论”的态度不同。我们认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1）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随技术进步不断提升。技术进步等导致适度人口规模可变，并且人口增长受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存在调整机制，通过各种强假设估计适度人口规模意义不大。传统化石能源可探明储量增加、核能等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上升、单位GDP能耗下降等使得能源不构成对人口增长的硬约束。1980-2017年全球原油储采比从约30年升至50.2年，天然气储采比从49.9年波动至52.6年。2）人口不是经济发展拖累，也可以是财富。其一，人口众多形成的统一大市场和充裕年轻劳动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是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其二，人口众多使得人口密度提升，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作用。其三，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众多人才才有可能更多，创新能力才可能更强。其四，从人类发展历史看，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节约传统产业中的劳动力，但又会催生对普通劳动者替代不断提高，现在劳动力是充裕的，再过30、50年我国劳动力数量依然比较充裕，我国劳动力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王培安认为“全面两孩”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家庭需求，广大群众不愿意生、不敢生主要是因为生出来没人带、养不起。尽管2018年出生人口较前一年下降了200万，但属于正常波动，如果能将配套措施完善，“全面两孩”政策效应仍有释放潜力。

　　2019年4月，翟振武发文称中国没有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梁建章、黄文政反驳称“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翟振武“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政策改革”。2019年4月1日，翟振武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在1.65左右。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有所上升，超过1.7以上，并没有低过1.5的“低生育率陷阱”临界值。4月15日，梁建章、黄文政撰文反驳，称翟振武“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政策改革”，“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翟振武估算生育率时采用的在校生数远高于其他数据，通过严重高估生育率极力淡化中国未来低生育率的严重性。

　　

　　3人口是财富而不是负担，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3.1 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随技术进步不断提升

　　不同政策主张的背后，本质上是对“适度人口论”的态度不同。人口究竟是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人口与资源的关系究竟如何？人口众多是否会拖累经济发展？对于上述问题学者们有完全不同的回答，从而导致了或主张严格“一胎化”、或主张尽快放开二孩生育、或主张尽快全面放开生育的完全不同的立场。

　　我们认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静态看资源对人口的约束确实存在，但技术进步等导致适度人口规模可变，并且人口增长受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存在调整机制，通过各种强假设估计适度人口规模意义不大。具体来看，全球资源分布高度不均，本就需要互通有无，所谓“适度人口论”以世界平均水平为标准来判断中国资源多寡具有误导性；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可提升资源使用效率或将“非资源”变为“资源”。

　　在耕地方面，1949-2018年中国粮食产量年均增长2.76%，快于人口增速的1.32%，保障谷物自给率长期处于超过95%的高水平。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为0.09公顷，位于第128/205，虽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0.19公顷，但比较接近世界人均耕地中位数0.12公顷。世界平均水平被少数国家拉高，如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加拿大人均耕地分别为1.90、1.65、1.21公顷。205个国家和地区只有71个国家和地区在平均水平以上，其余65%的国家皆在平均水平以下。并且，由于生产力提高等，1961-2016年中国谷物单产从1193公斤/公顷上升至6029公斤/公顷、，带动人均粮食产量从162公斤迅速增至421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383公斤。并且，中国的单产还有一定提升空间，目前仍低于美国、英国、德国、韩国等。在现实中，由于农村劳动力减少、种粮收益低等原因，最近十多年大量耕地被撂荒。

　　在淡水方面，海水淡化、再生水利用、节水等可缓解水资源不足问题，人均淡水量仅为中国4%、极度缺水的以色列甚至成为重要农产品出口国。据世界银行统计，2014年中国人均淡水量为2062立方米，位于105/181，虽然低于美国的8844立方米、日本的3378立方米，但高于德国的1321立方米、印度的1118立方米。以色列人均淡水资源低至91立方米，仅为中国的4.3%，但以色列通过海水淡化和提高节水技术，不仅保障日常供水，还成为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目前以色列借助创新性的海水淡化技术，只需短短的45分钟就可以把海水变成可饮用水。2017年以色列海水淡化量近5.9亿立方米，约占全国饮用水总量的70%。

　　

　　在能源方面，传统化石能源可探明储量增加、核能和替代能源消费比重上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潜力巨大、单位GDP能耗下降等使得能源不构成对人口增长的硬约束。其一，全球能源分布异常不均，这使得多数经济体的能源消费必须依赖国际市场。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统计，在煤炭方面，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中国、印度五国煤炭储量占全球的76.5%，其中中国占比13.4%。在原油方面，截止2017年，欧佩克成员国原油储量占全球的71.8%，其中委内瑞拉、沙特拉伯、加拿大、伊朗、伊拉克五国储量占全球超过60%，而美国、中国、印度分别占2.9%、1.5%、0.4%。在天然气方面，截止2017年俄罗斯、伊朗、卡塔尔、土耳其四国天然气储量占全球的58.3%，而美国、中国、印度分别占4.5%、2.8%、0.6%。中国煤炭资源较为丰富，但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严重不足，2018年中国原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达70.8%、43.2%。

　　其二，过去几十年原油、天然气等主要传统能源储采比并未下降。1980-2017年全球原油储采比从约30年升至50.2年，天然气储采比从49.9年波动至52.6年，煤炭储采比从2003年的194年降至134年。储采比为动态概念，由于已探明储量上升和消费比例下降及消费增速放缓等原因，过去近40年原油储采比不减反升，天然气储采比基本不变。1980-2017年，全球原油已探明储量从6834亿桶升至16966亿桶，天然气已探明储量从71.57万亿立方米升至193.45万亿立方米。

　　其三，核能和替代能源消费比重上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潜力巨大。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从全球能源消费格局看，1960-2015年全球化石燃料消费比重从94.1%降至79.7%，核能和替代能源消费比重从2.7%升至13.4%。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统计，1965-2017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从6.2%上升到10.4%，1985-2017年可再生能源占发电量比重从20.0%上升到24.3%；其中，除水电外的其他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等）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和占发电量的比重分别从0%、0%上升至3.6%、8.4%。中国2018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为26.7%。

　　其四，中国人均GDP能耗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单位GDP能耗已大幅下降、并还有较大下降空间。从人均能耗看，2014年中国为2237吨标准油，高于世界平均的1921吨标准油，但明显低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6956、3079、3471吨标准油。从单位GDP能耗看，1990-2014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从5.02吨标准油/万美元大幅降至为1.75吨标准油/万美元（2011年不变价，PPP），目前仍然高于全球平均的1.26吨标准油/万美元，距离欧盟、日本的0.88、0.93吨标准油/万美元还有较大下降空间。

　　

　　

　　3.2人口不是经济发展拖累，也可以是财富

　　其一，人口众多形成的统一大市场和充裕年轻劳动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是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市场规模巨大，对国际资本有着巨大吸引力。当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也是世界上最具投资吸引力的目的地之一，40年累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超过2万亿美元。作为对比，欧洲国家之所以成立欧盟，也旨在打造统一大市场、抱团取暖提升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高增长受益于人口红利。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王美艳（2005）估算，以人口抚养比为指标的人口红利对1982-2000年间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达26.8%。有观点认为计划生育带来“人口红利”。事实上，“人口红利”是由1950-1970年代高出生人口带来，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速度也会逐渐下降，计划生育只是加速这一进程，但让“人口红利”期提前结束。

　　其二，人口众多使得区域和城市人口密集、人口密度上升，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作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根据马歇尔的规模经济理论，规模经济的形成有两种途径，即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对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组织和经营效率的提高而形成的“内部规模经济”，和多个企业之间因合理的分工与联合、合理的地区布局等所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一方面，人口众多带来的大市场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能够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形成“内部规模经济”。另一方面，人口密集带来的大市场促进企业间的分工和专业化。如在东莞，各类制鞋工厂、设计、研发、皮革等上下游企业遍布在东莞西部、南部的厚街、虎门、南城等地，这种专业化、细分市场的形成正是“外部规模经济”的体现。

　　其三，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众多人才才有可能更多，创新能力才可能更强。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应该控制人口数量，提升人口质量。但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基数越大，人才规模才可能越大，二者就像金字塔的塔基和塔尖，塔尖有多高取决于塔基的大小。创新、技术进步既依赖于教育和技能提升，也与人口基数、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人口规模大有利于促进创新，在大市场中微小的需求也可以形成市场，细小的技术创新都得以生存。人口结构年轻也有利于创新，因为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弱于年轻人；而限制生育加剧老龄化，会对创新创业活动产生负面作用。

　　中国高铁里程达2.9万公里、居世界之首，同时中国也是美国、欧洲之后第三个自行研制民用大飞机的地区，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等引领全球，均得益于中国巨大的人口体量。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2018年底中国高铁营业里程达到2.9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成为世界上高铁里程最长的国家，位列第二、第三名的日本、西班牙分别仅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约8.1%、7.7%。2017年5月，中国自行研制了10年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C919完成首飞，标志着中国有了完全按照世界先进标准研制的大型客机。当前世界上只有美国、欧洲、中国有足够大的市场来满足大飞机产业所需要的规模。此外，近年来中国还成为全球瞩目的互联网产业“高地”，电商、移动支付、共享经济、人工智能等子行业发展迅速，消费者越来越习惯通过互联网来满足日常的购物、饮食、出行、旅游、娱乐、教育等方面需求。上世纪和本世纪初，全球顶尖科技公司中难以找到中国企业的身影，而我国用近20年时间里逐渐孕育出了一批世界一线的互联网企业，如BATJ和小米等。

　　其四，从人类发展历史看，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节约传统产业中的劳动力使用，但又会催生在新经济新产业更多的就业需求，因此不用担心人工智能进步造成人口无用。硅谷企业家马丁·福特2015年发表《机器人时代》，认为无人驾驶汽车、3D打印等技术将最终取代很多人类的工作。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及同事安德鲁？麦卡菲2016年发表《第二个机器时代》，认为智能设备的普及将消除许多工作机会，将导致“轻劳力”经济。但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表明或存在不一样的结果，以美国为例，1939-2018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908万增至1989年的1806万，后降至2018年的1281万，但服务业就业人数从1883万上升至12931万人。普华永道2018年发布《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认为，未来20年人工智能将取代26%的岗位，尤其是在工业和农业领域，但创造38%的岗位，尤其是在服务业和建筑业领域，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将为中国净增12%的岗位，相当于增加约9000万个就业岗位。

　　3.3 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当前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人口总量快速增长，而是人口总量即将见顶、远期将急剧萎缩的总量危机，和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危机。与其它危机不同，由长期低生育率引发的人口危机具有长期性，其影响显现较慢，但一旦爆发则很难遏制。

　　一是人口峰值临近，远期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按照当前生育形势，2015-210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19%降至7%，2100年、2200年或分别降至8亿、2亿左右。相较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按照当前1.5左右的总和生育率（低方案），大致意味着出生人口和总人口每隔一代人将萎缩约30%，每隔两代人将萎缩约50%。按照当前生育趋势，中国人口峰值将在2024年前后到来（实际上2018年仍存在部分生育堆积效应，加上晚婚晚育等因素影响，未来总和生育率仍有可能继续下滑）。如未来大力鼓励生育，使总和生育率分别回升到1.65（中方案）、1.8（高方案），则中国人口峰值分别延迟在2027年、2031年前后到来，峰值规模最大也不到14.4亿。人口规模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人口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根据我们低方案预测，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4年减少仅8%，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1%，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3%，即降至约8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5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如果进一步展望至22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仅约2亿，人口占全球比例还将继续下降。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

　　

　　

　　二是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2050年将比2018年大幅减少24%。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年、2013年见顶，而日本、美国、英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分别在1991、2009、2013年见顶，当时的人均收入远高于中国。从边际上看，中国人口红利已经结束，面临“未富先老”局面。从绝对值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2018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降至约9.9亿，中国就业人员总量首次出现下降。到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8年的基础上再减少2.4亿至7.5亿，即减少约24%。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萎缩、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

　　三是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负担日益加重，2018-2050年中国老人比重将从12%快速升至30%。随着生育率下行和寿命延长，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计划生育长期实行，人口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197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3岁快速升至37.0岁，预计2050年将达50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6、46.3、26.7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0、46.6、53.2、37.5岁。从65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5年（1970-199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2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8年占比达11.9%，预计中国将用约22年、即于2023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0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达30.0%，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8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近1.7亿，预计到2050将达3.9亿，届时平均每3.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

　　

　　

　　我们呼吁，一方面，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坚决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其一，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1981-1991年）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一旦错过，未来再想提升出生人口、改善人口结构，则将事倍功半。其二，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通过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等机制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另一方面，进一步挖掘人才红利、市民化的人口红利，开发老年人口红利。在人才红利方面，中国潜力很大，这将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支撑。2018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数首次超过800万，并且未来几年仍将持续超过800万。当前中国大学以上学历人口接近2亿，但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仅约13%，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联合国统计，2017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7.8年，而美国、德国、日本分别为13.4、14.1、12.8年。在市民化红利方面，推进约2.9亿农民工落户城镇，有利于减少农民工因年龄变老而返乡的现象，将增加劳动力供给、并通过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提升效率。并且，市民化也将激发巨大的消费需求，并推动人力资本提升。在老年人口红利方面，在寿命延长趋势下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即使鼓励生育也不可能逆转，中国必须逐渐积极主动适应这一局面，并通过延迟退休等政策调整支持、鼓励部分老年人口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提升整体的劳动参与率。不过，当前中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随着年龄增大而逐渐降低，多数老年人口的学历为小学水平、技能较弱，比较难以适应产业升级，这需要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其劳动力市场竞争能力。

　　恒大研究院“人口和生育”系列研究：

　　10、《出生人口大幅下滑 人口危机渐行渐近》，2019年1月24日

　　9、《五大信号预示全面放开生育临近，你生吗？》，2019年1月6日

　　8、《拯救中国人口危机刻不容缓》，2019年1月3日。

　　7、《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2019年1月1日。

　　6、《中国人口大流动：3000个县全景呈现》，2018年9月17日。

　　5、《中国人口大迁移》，2018年7月10日。

　　4、《城市“抢人大战”：高质量发展、大都市圈战略和土地财政》，2018年6月7日。

　　3、《人口迁移的国际规律与中国展望：从齐增到分化》，2016年10月24日。

　　2、《控不住的人口：从国际经验看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人口发展趋势》，2016年10月13日。

　　1、《中国人口周期研究》，2016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