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无处不在。
当下，强监管的态势越来越明显，违规违纪处罚力度在加大，甚至在采用一些顶格的处罚措施。截至今年9月，银保监会公布的罚单已经超过2000张，银行业保险业的穿透式强监管呈不断增强的高压态势。2019年前7个月，共处罚银行保险机构1239家次、责任人1664人次，罚没款合计5.94亿元。可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当前最大的课题，也是最恒久的主题。
抓大不放小 追溯责任人
《经济》记者查阅、统计银保监会公布的罚单发现，银保系统的天价罚单越来越多。
2019年7月3日银保监会对中信银行作出处罚，其违规理由涉13项之多。据此，银保监会对中信银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没收违法所得33.6677万元，罚款2190万元，合计2223.6677万元。实际上，在2018年年底，中信银行就领过一张千万级罚单，因理财资金违规缴纳土地款；自有资金融资违规缴纳土地款；为非保本理财产品提供保本承诺；本行信贷资金为理财产品提供融资；收益权转让业务违规提供信用担保；项目投资审核严重缺位等原因，被罚款2280万元。
中信银行屡次领到千万罚单绝非个案。
在2018年11月9日这一天，银保监会公布的银行罚单就有10张之多。其中民生银行被罚款3160万元、渤海银行被罚款2530万元、光大银行罚款1020万元。
交通银行、民生银行更是一天内领到两张罚单。这一监管态势在2019年丝毫未见放松。天价罚单不断，几万元、几十万元的罚单更是遍地可见。
记者梳理银行被处罚的缘由发现，同业、违规放贷依然是重灾区，但是处罚原因已经细化到内控管理不严、违规发放贷款、违规代销产品、员工经商办企业方方面面。
外资行领到的罚单也有所增加。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2017年至2018年，对分支机构非标准化操作管理失效，导致辖属分支机构放松内控管理要求。上海银保监局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50万元。德国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因在2017年8月至2018年9月以贷收费，被责令改正，并处罚款50万元。
风险筛查逐步细化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人。8月6日，上海银保监局一天开出11张罚单，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禁止期限内从事银行业工作的处罚。例如，2016年11月至2018年5月，施泰华对上海农商行宝山支行内部控制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负有直接责任，禁止五年从事银行业工作。2017年6月至2018年4月，杜嘉杰对上海农商行崇明支行内部控制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负有直接责任，禁止十年从事银行业工作。
保险痼疾依旧
这一年，信托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领到的罚单也不少。2018年7月，安信信托开展部分关联交易未按要求逐笔向监管机构事前报告。上海银保监局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50万元。2019年5月30日，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因信托项目资金来源不合规被黑龙江银保监局罚款30万元。5月23日，又因信托项目尽职调查不到位被罚款40万元，因开展房地产信托业务不审慎被罚款60万元。
因为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受到严查，金融租赁公司违规提供政府性融资也被“严加看管”，招银金融租赁、浦银金融租赁等金融租赁公司都因此吃到罚单。
而保险业的罚单主要还是那些“痼疾”，例如聘任不具有任职资格人员担任公司高管、违规销售投资性保险产品、欺骗投保人或者受益人、财务报表虚假等。
华海财险也因车险业务虚列费用以及聘任不具有任职资格人员担任公司高管而一年内领到两张罚单。
未按照规定使用经备案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也成为保险公司常踩的雷区。1月4日，华贵人寿因为这一原因领到罚单。
另外，需要警惕的是，也有机构存在委托未取得合法资格的机构从事保险销售活动的情况。永诚财险就是因此而领到罚单。
保险违法成本低
保险业存在的问题不一而足，寿险跟产险的情况出现了分化。
北京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刘新立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寿险跟产险的风格不太一样。在她看来，寿险业经过去一年的调整，回到了保险的初衷，趋势比较明显，效果也比较好，回归到“保险姓保”。“因为保险业跟整个金融体系最大的区别是，不仅有资金融通的功能，主业还是保障。在寿险领域，有很多保障功能等待保险公司去开发，比如意外伤害的风险，还有最近两年比较火爆的重大疾病方面的医疗保险，有待保险公司进一步拓宽产品。”
从这个角度来说，寿险的风险是与人身生命相关的，但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说，如果保险公司还是像原来那样去做很多的理财型产品，那跟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是没有办法脱开干系的，这种风险的系统性肯定没有办法避免。
“所以，对于寿险业来说，还是要回归‘保险’姓保，这是一个特别有可持续性的监管思路。”刘新立说，相比之下，产险行业相对于寿险业来说，没有特别偏向理财方面的趋势，产险行业对于保障产业结构转型和主导产业更稳定的发展，具有稳定器的作用，但是目前产险业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承担不起风险缓冲器的作用。
对于银保监会陆续开出的罚单，刘新立表示，保险业的种种不合规现象，其实由来已久，很多年来就像一个痼疾，还是应该加强监管。
而险企的违法成本比较低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前些年是野蛮竞争，现在稍微好一些，但是整体来说处于发展初期，还是要采取比较强硬的办法规范市场，在监管法规上要更完善一些，另外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加大宣传力度。”
风险应该暴露
国研中心金融所副所长、CWM50学术成员陈道富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银保监会包括证监会陆续出台了一些措施，逐步加强和规范金融风险，一些风险得到了防范，但是今年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外部环境也不太好，一些大的社会性风险包括P2P风险，就暴露出来，同时一些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开始上升，所以应该说大量的风险得到了暴露和处置。
“加强监管使得风险的隐藏难度增大，所以会使得过去的一些风险更加充分及时地暴露。”陈道富表示，金融体系会吸收实体经济的风险，所以当经济压力增大的时候，整体的金融风险也会有所增加。只要风险及时暴露、及时处置，那么金融体系的运行就会更加稳健踏实。“并不是说加强监管风险就会下降，不是这样的‘一对一’的关系。”
在罚单中，违法提供政府性融资还是比较多的，为何屡禁不止？
陈道富说，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为有些业务带有一定的持续性，另外有些业务是多个现实因素导致的，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同业业务或者政府业务，而且会涉及跟地方政府的关系，会涉及整个业务的发展，还会涉及不良率的问题，所以有一个调整和行为规范的过程。
“在增量上面，尽可能地按照现有的规则在做，但是存量那些业务，在调整过程中，不能够一步到位，如果一步到位暴露全部风险可能就会超出一些金融机构的承受能力。在加强监管的过程中，大家都希望完全按照理想的行为准则去做，但是毕竟我们的银行业原来并不是那么规范的，遗留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
对于很多银行违规提供政府性融资依然是处罚的重灾区，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向《经济》记者表示，其实在政策上还是有一些空间的，政策也在不断地变，整体上是在收紧，但还是不够完善。“另外，其实绝大多数政府项目在银行业务中，还算是一块比较好的资产，这是必须正视的，在发生不良的可能性方面，相比于一般的工商企业来说，质量还是要高的，比较好追责，风险小。”
在他看来，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原因在于，很多银行无论是地方的城商行、农商行，还是大行在当地的分支机构，无论是国有银行还是股份制银行，在当地都不可能忽视地方政府的需求和要求。
而从2019年的罚单来看，有很多是2016年甚至是2015年的事情。赵庆明根据自己以往从事监管工作的经验表示，之所以有时间差，在于检查和监管需要一个披露的过程，往往都是滞后的，“有的时候要查一段时期，从发现、取证、沟通到正式下发罚单，是一个很长的沟通过程，基本上都在半年甚至更久的时间”。
监管难治百病
防风险的重点在于防范风险在各大机构之间的传导。赵庆明表示，这种系统性的传导，在银行中间未必是通过同业链条传导的，只能说问题的出现是有些业务有共性，例如地方政府业务、房地产业务、区域性业务等，无论是当地的法人银行还是大行、股份制银行，往往难以避免这种风险。“之前包商银行问题出来之后，大家都怀疑有包商银行类似问题的银行能不能挺得住，是不是又会被接管了？这是一个共性问题，而未必是一种风险传导。”
但是银行很难不做同业业务，过去几年有些中小银行的同业业务发展得太快了，赵庆明说，现在银保监会对于同业业务还是有空间的，包商银行问题的出现只是在这块的业务发展得太快了，现在整个行业加强规范，同业业务有相当一部分是规避监管的目的，所以同业就成为处理风险的重要领域，进一步压缩同业占比。
“以前可能银行在同业市场拆借资金比较好弄，现在一旦风险爆发之后，别人可能就不愿意借你钱了，就会引起流动性问题。和大银行相比，市场对中小银行的信心没那么强，所以信心很重要，一旦出现风吹草动，投资者就受不了。”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消费金融中心主任李广子在调研中发现，不良的情况其实也在分化。
“从2019年的银行中报来看，业绩分化也是比较明显的，有的是在下降，有的是在上升，给我的感觉是中小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普遍在上升，这块风险相对来说还是大一些。”李广子向《经济》记者表示，从技术角度来看，其实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还是依赖于整个经济基本面趋稳，有的银行的不良率都百分之几十了，有些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已经到负的了。
对于这一点，监管部门首先会要求银行补充资本，如果实在补充不了就会有相应的监管措施。“有些地方部门比如省联社可能会强制要求其他的银行入股，比如这家银行搞不下去，就让本辖区的其他农商行来入股高风险行，这实际就是让风险在整个体系内传染，大家捆绑在一起对银行来说可能压力会小一点，但是从整个市场的角度来看，不见得是个好事情。”在李广子看来，金融是服务实体经济的，如果实体经济不行，整个金融业不可能有质的改变。
即便是现在做不良资产处置的机构很多，但银行的这些风险依然不能得到有效的承接。
“如果这个市场本身不行，好多资产的价值是没有办法回来的，对于接收这些资产的处置机构来说，也不会可持续运转下去，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经济要好。为什么上一轮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相对来说很成功？其实它就处在经济的上升周期，以前拿的那些资产，比如说抵押的房地产、土地，以后都升值了，但现在就不一样了，拿到一个抵押的资产，三四线城市的房子，可能未来的价值还不如现在。所以整个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对资产处置来说风险也不一样。”就李广子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很多银行在收缩业务，比如资金业务、信贷业务。
未来银行的洗牌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例如一些小银行，对于机构来说存在的价值不是特别大，例如村镇银行。”李广子是国内最早研究村镇银行的人员之一，在他看来，成立村镇银行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实际经营好的可能连三分之一都不到，从金融机构本身的角度来说，没有太大的存在必要。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向《经济》记者表示，未来一段时间，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等将是金融风险防控重点领域，保持资产质量稳定的压力仍然较大。“应进一步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防控多领域交叉风险的发生和传染。应严格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在贷前调查、贷中审查及贷后管理等环节健全制度，优化流程，提升效能。同时，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综合多种手段处置问题资产。此外，应尽快建设完善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对潜在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化解。”
本文来源：经济网－《经济》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