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界财经(www.3jcj.com)5月20日讯:给关不羽打 call,说“魔都”的经济已经不行了、到头了,是过于武断了。
中国改革开放的上半场看广东深圳,下半场就是浦东开发。
与其他城市比,上海没有太多的近忧,但是确实存在远虑。
最近上海有点招“黑”,包括经济形势、产业方向、人口结构、经济活跃度等方面都受到了质疑。
应该承认,很多质疑是言之有据、持之有故,但是要说“魔都”的经济已经不行了、到头了,是过于武断了。本着“不黑不吹”、不乱开地图炮的原则,我对上海经济的前世今生做了一点分析。
01
为什么是上海?
1843年,上海开埠后不到一百年,就成了“东方魔都”的国际化大都市,并非偶然。首先是地理条件,上海得天独厚的条件是水路交通。通江达海的地理位置,把江南大运河、太湖平原的水网运输链接到海洋。
凭借这一优势,在迅速成为中国最大对外通商口岸后,铁路、公路等陆路交通设施跟进,上海成为了长三角交通网络的枢纽。这一区域核心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很难改变。
上海崛起的第二个要件是很高的经济自由度——历史上的上海,政府一直都不算强势。从开埠到日本全面侵华前,上海租界和华界分立,租界的管理又高度分散。政府除了维持最基本的司法和行政功能外,基本什么都不管。
当然,这个局面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社会秩序混乱。这在很多文艺作品中都有过体现,但是文艺家们不会注意到这种“混乱”恰恰是经济发展的沃土。充分的市场竞争、低廉的行政成本,所谓“冒险家的乐园”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创客天堂”。
上海发展的第三个要件是资本和人口富集。由于租界的存在,上海成为乱世中的避难所。大量财富和人口的迅速涌入,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充分的资金和人力资本,工商业高速发展水到渠成。
1949年,中国各大城市GDP排名中,上海以22.74亿元雄踞榜首,排名第二的天津仅6.84亿元。
新政权诞生后,上海终于有了一个强势政府,政府职能得以完善,实现了基层治理,巩固了城市化的成果。
一方面,通过户籍管理制度,进入城市的产业工人得以留在了城市——民国时代就一直没有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1949年后,政府通过大量建造工人社区,为这些产业工人提供了与市民身份匹配的公共服务。
当然,强势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一旦施政出现偏差,城市经济运作便会受到干扰,这一点在此后数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体现较为明显。
02
放水养鱼,抑或杀鸡取卵?
1959年到1978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的15.4%,但是地方财政支出只占1.65%。相当于上海每收入一块钱,八毛多要上缴中央。
与此同时,上海的基础建设投资低得惊人,基建投资仅占上缴国家财政金额的7.38%。上海向全国所提供的积累相当于全市固定资产净值的25倍,几乎是一年上缴一个上海。这种大比例上缴、低比例留存、基础建设投资极低的输出型财政模式,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
经过数十年的极限输出,上海已经不堪重负。1990年代初的上海,马路坑坑洼洼,自来水管居然还是1920年的。
住房条件更是一塌糊涂。1985年,建设部把住房困难户的标准统一定为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按此标准,上海的住房困难户、无房户达46.94万户,占总户数的四分之一。全国最低,没有之一。
出现这样的结果毫不奇怪,上海每年把90%的财政收入上缴给中央政府,占中央政府财政总收入的17%,是北京、天津、重庆上缴中央财政收入总和的2倍还要多,拿什么提升城市水平呢?
这里可以和广东做一下比较。1980年代初,广东和江苏的地方财政规模差不多,但广东只需要每年上缴中央10亿左右税收。而江苏仅常州一市每年就要上缴近8亿。
说这些不是为了指责广东的“贡献太少”。而是要指出:区域经济的发展一定要“放水养鱼”。广东的低上缴其实也就维持到1985年,前后不到十年的休养生息,奠定了广东省经济的雄厚基础。
如果当年要求广东贡献太多,那么也不会有今天“一省顶个俄罗斯”的广东,中国经济更是会失去一根最重要的台柱子。
03
机遇与隐患
中国改革开放的上半场看广东深圳,下半场就是浦东开发。1990年,在邓小平的直接支持下,浦东开发正式启动。
从发展成果看,浦东新区交出了很好的成绩单。1990年,浦东新区生产总值只有60亿元。而2017年,已经达到9651.4亿元,接近上海总GDP的三分之一。2018年,浦东新区进入“万亿俱乐部”。速度不可谓不快。
但是浦东新区的产业结构,却未达到预期。开发浦东的最初目标是把上海建成“四大中心”——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其中国际金融中心最受重视,也配备了最好的资源。陆家嘴金融中心就是这么诞生的。
可是,时至今日,浦东新区的万亿GDP中,金融的贡献度仅3000亿不到。上海还在忙于和北京竞争金融GDP第一,“国际金融中心”的建成似乎尚需时日。
众所周知,金融发展的核心是创新的勇气和体制改革的推动,可今天看来,上海未必是承担这一角色的最佳选择。曾经的“冒险家的乐园”,在强势政府带来稳定秩序的同时,也丧失了一些锋芒与勇气。
一直以来,上海都有着中国最优秀的技术官僚群体,他们精打细算、聪敏过人,即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足以保证这座城市的平稳运作,但他们恰恰缺了一些金融发展所需要的超前眼光以及风险担当。
上海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济发展模式受限。网上一直在争论浦东开发到底有没有用过“中央拨款”,或者说“全国支援上海”。这可以明确回答:没有。
上海不缺造血能力,无需外部输血。只要把输出“贡献”的比例下调,基础投资就有了。浦东开发前后,上海财政上缴有比较明显的下降,1990年到2010年期间,上海上缴财政比例大致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65%左右,比起过去的近90%已经缓解了很多。这部分新增地方财政成为上海大规模基建的启动资金。
仅有启动资金是不够的,还需要形成投资循环的模式。房地产业的繁荣成为基建投资快速变现的发动机。
今天房地产在中国社会被污名化,说这个话题非常招黑,但是事实是,基建投资若没有房地产实现迅速变现,回报周期将会很漫长。而改善住房条件一直是上海市民的“终极梦想”,房产市场有着巨大的真实需求支撑。
从1985年800万市民人均住房面积4.5平方米,到2015年2000万市民人均24平方米(市区内),这一庞大市场需求岂是炒作可以解释的?
上海需要住房,上海也需要地铁、隧桥,两者的结合就是房地产的升温。而房地产拉动的巨大消费又进一步提升了上海的经济,多重互动形成了浦东开发开放后的二十年里,经济体量、政府财政收入和市民收入的快速增长。
更重要的是,上海得天独厚的经济区位优势又保证了基建投资的长期回报。因此,房价高企的上海反而无需依赖土地财政。上海土地财政占比的峰值出现在2006年,也不过区区25%。
当然,发展到今天,上海经济呈现出来的疲态,同高房价以及由此带来的严厉调控也脱不了干系,这一点迫切需要施政者拿出好的应对办法来。
04
上海的未来
不过,在我看来,上海未来遇到的最大挑战和风险,仍然来自于财政政策。上海的GDP占中国经济的5%,承担全国8%的税负,比起承担15%左右的历史高位确实低了不少,但还有松绑的空间。
中国当前的特殊经济形势下,再也不能杀鸡取卵地过度汲取,而是要适度地放水养鱼。在这一点上,所有经济发达地区面临的风险都一样。深圳面临的情况可能更复杂,广东省要求分享深圳财政收入的声音一直没有停过。
有一点要明确,中国的发达地区之间不存在资源争夺,大家都是上缴大户,要争取的无非是自己碗里多留一点,谁也犯不着、也不可能到别人碗里夺食。
上海面临的第二大问题是人口,本地人口快速老龄化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本来这不是什么问题,昔日上海一百年间增长了几百万人口,吸引外来人口一直是上海经济发展的基础。但是,近年来这座移民城市的人口控制却异常严厉。
金融业到底对当地经济有多大拉动,尚且不好评估。倒是抬升了本地商务成本,挤走其他产业的副作用比较明显。因此,上海一定要避免香港那样过早地“产业空心化”,不要为“国际XX中心”的空中楼阁付出高昂的代价。
其实,上海今天出现的不少问题,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共有的问题,只不过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军,及其特殊的经济地位,上海的成绩和问题都更为外界所关注罢了。
在笔者看来,稳健有余、活力不足的上海需要再来一场新的浦东开发。题材是现成的,和浦东新区同样面积的崇明岛已经休眠多年,是时候醒醒了。
市中心新一轮棚改升级,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热点。但是,相关规划的经济定位是不是“接地气”,启动新一轮基建投资涉及到被敏感的房地产业,都存在很大的变数。
崇明岛开发长期雷声大、动静小,正说明了问题的复杂。
说到底,上海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政策的限制,及其背后的观念牢笼。至于其他,对这座经历了“三起三落”的东方大都构不成根本的威胁。
那些”唱空“上海的声音,其中不乏有道理的理性批评,但将这座长期占据GDP第一宝座的国际化都市,”黑“得一无是处,黑得毫无未来,那就太过了。
当然,针对各式各样的批评声音,我还是希望上海的主政者们能够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更多资讯,关注三界财经股票频道!